在新冠疫情反复冲击下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压制下，中国的经济难、中国的银行也难，中国的中小银行更难。作为银行产业链最末端、最下游的农村中小机构我感觉是最难的。中小银行的风险目前确实是在加速暴露，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风险都逐步出来。但这都是表象，都是展示给大家的一种现状，所以我们过多关注这种表象和现状没有多大的意义。
为什么？如果说中小机构的风险，比大行比股份制银行要低的话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的路径和方法。找到针对性的措施，首先要找到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。 因为原因会有很多，考虑到时间有限，我就只讲讲其中几个方面。 第一个方面，关于公司治理。 就是大家诟病中小金融机构最多的一个问题，我想首先要问两个问题：一是“三会一层”重要，还是好的股东重要？我个人认为是好的股东更为重要。因为大家都清楚，现在一些不良股东通过一致行动、隐性代持控制了一家城商行或农商行，把这些银行变成它的提款机，造成巨大的风险。不良股东一旦控制银行，所谓的“三会一层”都将成为摆设。他会在所有关键岗位上安排自已的人，所有的决策都按股东的意志执行，所以说好的股东太重要了。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是“一把手”重要还是“三会一层”重要？我认为对于中小银行来说，特别是对农村中小银行来说，好的“一把手”更为重要。选好“一把手”，对我们讲比搭建形似神不似的“三会一层”重要得多，特别是在我们只有几十个亿或者一百亿左右规模的农村中小银行。因为“一把手”不过硬，没有职业操守或者逆向选择的话，那他一定会有各种方法把“三会一层”变成他想用就用，不想用就不用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请两名医生当外部监事，开个会还可以让医生给各位董事看看病，一片和谐之声，这就是在基层发生的现象。你说在农村中小银行仅仅靠“三会一层”的公司治理能发挥作用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讲，加强党的领导绝对正确，选好、管理好、监督好“一把手”更为重要，是解决问题的最有用实招。 第二个方面，我们一定要在银行行稳致远的发展、股东利益、监管要求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。 我们都知道农村中小银行的股东除了自然人股东之外，法人股东绝大多数都是民营股东。资本天然就具有逐利性，所以说一定要给股东开正门把后门堵上。什么意思？一定通过稳健经营、稳健分红，来留住股东和我们行稳致远一起发展。 但是现在按照监管部门要求，监管评级达不到，或者是高风险机构或者是高风险边缘机构就不能分红。不能分红的话，股东就会很大的意见，那就会想着其它的方法？什么方法？从农村中小银行获取关联贷款，获取更高额度的贷款，那这些贷款如果不给，股东就说你既不分红又不贷款那我就退股，我就退出。监管方面对法人股东有比例的要求，更何况现在的情况下，你再寻找合适的优质股东更难，所以往往农村中小银行会很为难。因此，我们讲一定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寻求最大公约数，这样才能够解决农村中小机构行稳致远发展的问题。 第三个方面，关于盈利模式。 大行虽然仍以息差收入为主，但中间业务收入、各类金融服务收入的贡献率在上升。 对于农村中小银行来说，息差收入几乎占了全部，中间业务收入可以忽略不计，即便是同业投资也是购买债券，从而获取息差收入。但是，现在中小银行息差两端受挤，负债端成本越来越高，吸收低成本存款越来越难。现在财政性的存款放在农村中小银行是越来越少，这里面有大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激烈竞争的原因，当然也有政府的原因。大行、股份制银行通过收益率高的理财产品在争夺我们的存款客户。 资产端利率每年都在下调，按照国家的要求让利于民，现在已经压到7%以下，那么实际上大行用3.5%的利率去争夺优质的客户。如果农村中小银行继续在大行的跑道上，用息差的盈利模式势必难以持久，一定会被淘汰出去。所以不能在这个规则上去跑，我们现在也在想出路，也在积极探索。在农产品进城、工业品下乡，如何用银行的信用重构商业信用基础上构建的商业模式，实现盈利模式的升级，这是下步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。 在当前阶段，我们还需要监管部门给予支持。因为每家银行自出生之日起就有自己的定位和使命，一定是差异化发展，多元化服务，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把大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，还有我们农村中小银行的差异化经营发展，从政策上明确下来。 九十年代，大行从县域撤出，留下了一地鸡毛，是农村中小银行收拾了这个摊子。现在大行依据强大科技力量和资金成本优势，重返县域，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在哪儿？我们就是支农支小，主战场就是农村市场，而大行的主战场不是农村市场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大行的领导，可能说得不太对，请多多包涵。 我觉得现在我们和大行一定是合作大于竞争，而不是竞争大于合作。我们现在跟农业银行开展全面的战略合作，这个也是落实郭树清主席在年初工作会上讲的，大行向中小银行机构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，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，也是很有成效的。 第四个方面，关于信用环境。 我们都知道，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。举个例子，某市多家国有企业出现债务问题，让该市银行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，信用环境也遭到了破坏。 再举个例子，某个县的存贷比只有20%，什么概念？没有金融机构在那儿放款，为什么？信用环境极差，放出去就变成坏账，所以信用环境对农村中小银行太重要了。恰恰是在县域在乡村，信用环境又是一个薄弱点，这个问题不能仅靠金融机构解决，一定是地方政府会同金融机构去共同维护好信用环境。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，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，我们人员的素质和业务发展，风险防控不相匹配，这是核心问题。拿河北农信来讲，2.3万亿资产、145家市县级经营法人机构、5.3万名员工，人员素质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 另外，历史包袱和历史遗留问题，这在全国各个省联社都存在。每一次改革都留下一个包袱，这个包袱往表外一放，又成为历史遗留问题，这些问题都影响风险化解，是稳健经营的一个障碍。还有就是早几年在经济上行期，粗放经营发展带来的恶果现在还在买单。这些都是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。 对监管政策的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，关于改革。 省联社改革我的建议一定稳步推进，要一地一策，千万不能搞一刀切，模式、进度等方面都不要统一要求。10月，国务院批准了浙江改革模式，但是浙江那种改革模式是成本最小，改革震动最小的一种方式，适合浙江的实际情况。每个地方的模式和进度方面不要做统一要求。在风险居高不下的情况下，省联社又承担风险处置的牵头责任，这个时候进行改革要慎重，就是改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，解决风险化解还是解决发展的问题。
市级机构的改革，市级审计中心的职责确实需要加强，但是全面做实还要一个过程，我们先从加强党建，党的领导开始。县级行社不是越多越好，应适当整合。县级行河北是最多的，141家，我们也不希望有这么多的机构，单体机构抗风险能力都较弱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适当整合。 第二个建议，增量要求为主的政策向以存量优化的政策转变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监管很多都是以增量要求为主，比如两增两控、普惠涉农、支小贷款、普惠信用贷款、首贷户贷款都要求增量。这些政策都很好，也执行了几年，是不是可以请监管部门做一下评估？现在一些人口外迁、没有产业支撑的个别县域就没有增量的需求，中央经济工作会都提到“需求收缩”的客观情况，咱们实事求是，所以能不能先做下评估，然后在2022年政策方面有所考量？ 另外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个别县域的产业，产业集中度过高，风险过高。举个例子，某县丝网行业占全县GDP的90%以上，不仅企业做丝网，连农户老百姓在家里头都做丝网，所以我们贷款放也不行，不放也不是，集中度过高，也容易出现风险。
第三个建议，“资金不出县”向“资金不出市”或“不出省”转变。 现在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县域的资金不能出县。刚才我讲那个问题，某些县这种情况不能放太多的贷款，但又要给资金找出路，资金不出县，又产生不了效益，很多形成不良，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。有些地方有很多好项目需要资金，但其他地方的资金去不了，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引擎，这些方面希望监管部门适当考虑。 我一直认为监管是一门艺术，监管是有温度的。理财产品刚出来的时候，监管做得很好，看不清的时候先让子弹先飞一会儿，理财产品为老百姓增收提供了一条路径。农村中小银行作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是要持续健康经营，为实现乡村振兴作出重大贡献。
（作者系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、理事长） |
